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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6篇

    来源:网友投稿 发布时间:2022-05-16 14:10:06

   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6篇

   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1

      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,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,在这里休整了一天。

      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,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,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。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,一棚要住20人上下。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,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,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,遇有生灾害病,工人们饱受煎熬,一些体质虚弱的人,已经奄奄一息。

     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,立即救济他们,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,并发放衣服物件,有工人急欲回家的,还给他们发了路费。在红军的感召下,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,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。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:“可惜我老了,不然,我也要参加红军,跟着你们一道走。”他们说:“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,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,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,你们一定要成功啊!”

     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,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。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,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。

      第二天,部队继续前进,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。

   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2

      中国成立之初,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,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。从此,邓小平与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,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。邓小平打牌技艺精湛,守得紧、攻得狠、叫得准、打得稳,风度翩翩,一派大将风度。

      “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”

      到了晚年,邓小平把打桥牌当成自己向智力、体力挑战的一种手段。1986年8月5日,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。他在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说:“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。一条是能不能下海,一条是能不能打桥牌。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,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。前不久香港传说我病了,股票就下跌。其实他们很容易知道我身体好不好。只要知道我在打桥牌,夏天还在游泳就行。”三言两语,邓小平用诙谐的语言化解了社会上对他健康状况的谣言,也道出了他打桥牌的原因。

      作为总设计师,邓小平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,即便休息,他的头脑仍在不停地思考问题。细心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发现,邓小平在最平常的散步中也仍在为工作开动脑筋。夫人卓琳非常担心他的健康,在反复琢磨后,卓琳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她专门同常和邓小平打牌的同志谈了一次话,告诉他们:“小平同志只有打桥牌之时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,因为他看电影、看书时都不免想到工作。”得知此事后,他们一方面感叹邓小平鞠躬尽瘁的精神,另一方面表示尽量找时间陪他打牌,让他得到休息。在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的牌局中,邓小平才有机会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务中暂时摆脱出来,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息。

      邓小平坚持桥牌运动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。受帕金森症的影响,他的手因颤抖拿不稳扑克牌,抽牌也显得很吃力。这个时候,邓小平的女儿就主动帮忙拿牌、捋牌。当然,在牌局上打什么牌还是由邓小平做主,比如“要”一个草花,女儿“要”好了就向邓小平重复一声,再继续进行。真可谓生命不息、运动不止!

      “打牌要和高手打,输了也有味道”

      桥牌,是一项能够反映参与者品格、性格的竞技比赛。在巧妙多变的牌局中,邓小平的个性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

      不服输。当牌面情况不明朗或有问题时,邓小平会细心地推敲,寻找牌理。遇到有争议的牌局时,他总要弄出个究竟。有一次,邓小平同女儿邓楠打牌,邓楠在牌局结束收牌时对父亲说:“刚才您那张牌不该那么出。”邓小平当时想了想,没有说话。第二天打牌,大家刚刚入座,邓小平就复盘了第一天的牌型问:“你们说,谁对,谁错?”大家随即进入了牌局的深入推敲环节。发现难题之后积极思考得出结论,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。邓楠回忆说:“关于出哪张牌的问题,我们经常发生争论,很有意思。”

      拒绝“踢假球”。围棋国手聂卫平经常被邀请同邓小平打桥牌,也亲历了许多与邓小平打桥牌的趣事。他曾说:“邓小平的桥牌水平是很高的,比我的牌技要好得多。做他的对手想赢他,实在是很困难。”有一次,聂卫平和邓小平搭档,在他们猛烈的攻势下,对手万里和祝寿和输得特别惨。见状,聂卫平觉得不忍心,就故意“放水”让对手得一些分数,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“踢假球”。聂卫平瞥见万里手中黑桃很多,而自己只有四张黑桃,就故意叫黑桃。万里果然加倍,这样就宕了6个,6个宕使对手得分翻番很多。邓小平当时指着聂卫平笑称:“他创了世界纪录了。”后来,邓小平碰巧见到聂卫平的爱人,他风趣地说:聂卫平的围棋是九段,桥牌可不是九段。

      正因为打桥牌技艺高超、讲究规矩,邓小平结识了许多中外桥牌高手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:“打牌要和高手打,输了也有味道”。1981年,“桥牌女皇”、美籍华人杨小燕曾到北京与邓小平、万里等打桥牌。在那次切磋中,他们从晚上八点一直打到深夜一点,连续对阵四五个小时。邓小平全情投入,不但毫无倦意,直至局终仍然神采奕奕。在牌局中,杨小燕发现邓小平对“精确叫牌制”非常熟悉,可见邓小平对世界桥牌的主流“技、战、术”很有研究。邓小平的牌风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她说:“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,牌风稳健,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,这在80岁的老人中,是十分令人吃惊的。邓小平的牌技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,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。”

      邓小平将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,这一点,他的牌友们很有体会。邓小平不但打牌不谈政治,打完桥牌和友人一起吃便饭时也不谈政治。也正因为不谈政治的原则,大家都感觉同邓小平打牌是一件愉快的事情,没有多余的压力。一张四方的牌桌,一群热爱桥牌运动的人聚在一起,互相专注牌局的变化,在酣斗中传出阵阵欢乐的笑声,其乐融融。

      “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,我们感到非常骄傲”

      桥牌是国际比赛项目,世界上不少政要都喜欢打桥牌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参战的情况下,没有放弃打桥牌的爱好;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登陆北非消息期间,也不忘挤出时间打上几局桥牌。邓小平也是桥牌爱好者,因其对中国桥牌事业的关心和支持,得到了来自世界范围的好评和赞扬。

      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。这导致了桥牌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度很低,更不用说有多少“国手”了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百废待兴。针对桥牌事业发展停滞的问题,1978年7月,在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、裘宗沪和郑雪莱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,信中提出了在我国推广和发展桥牌运动的建议。几位桥牌专家很快得到了消息,邓小平对此信作出了批示:“请体委考虑”。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关注下,中国的桥牌运动重新开展起来。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,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。

      从1984年开始,为了推广桥牌运动,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了“运筹与健康”老同志桥牌赛。邓小平亲自率队参加比赛,比赛共办了10届,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结束,邓小平的队伍基本上每届都是冠军,仅有一次拿了第二名。1991年10月,中国女子桥牌队在世界桥牌锦标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。女队回国后,邓小平为鼓励她们,亲切地接见并邀请女队员打了一场友谊赛。在这场比赛中,邓小平“叫”“打”俱佳,战胜了中国女队。在惊叹邓小平牌技的同时,女运动员们表示一定要刻苦钻研牌技,力争为祖国取得更好成绩。

      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,可以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。随着中国桥牌协会的成立,中国桥牌事业逐步走上正轨,开始成为世界桥牌界不可小觑的一支新生力量。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,1981年12月,国际桥牌新闻协会将最高荣誉“戈伦奖”授予了邓小平。1988年7月,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。1993年6月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·沃尔夫和北美桥牌联合会秘书长杨小燕,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“主席最高荣誉"奖,以感谢他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开展所作的重要贡献。

     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,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·达米亚尼在悼念邓小平的电文中说:“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,我们感到非常骄傲。”

   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3

      1935年6月14日,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。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。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。

      这是个依傍高山、面临大河的村庄。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,隔河而望,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。双方虽是面貌可辨,可使尽力气喊话,对方仍是听不清楚。急中生智,他们互掷石头,在石头上缠上字条,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。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,彭德怀又来到以念。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,上下两条绳,只剩一条,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,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,向对岸掷石头。

      十余分钟以后,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:“我是徐向前,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”,“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,在此迎接你们。”虽然取得了联络,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,也不能渡河,仍是隔河相望着。

      就在为难之际,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。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,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。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,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。双方终于会师成功。

      两天后,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,终于架设成功了。

      有关党的历史故事:红军女战士“接受检查”

     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,翻越岷山,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。

     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,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。为避免买卖拥挤,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,而且买卖用现大洋。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,买卖又公平,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,都感到有点惊奇。

     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、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,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,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、麻鞋,又缠上绑腿,配着手枪,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。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,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,所以向女战士“实行检查”。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,大家哗然一笑,然而那些“执行检查”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“亲热”,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(北方睡土炕,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,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)。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,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。

     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,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、盐、油,与雪山草地吃野菜、青草,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,简直就像“困于囚笼之鸟儿,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”。

     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,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,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,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,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。

   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4

      当红军到达金沙江畔后,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,兵分三路抢渡金沙江:一路以一军团为左纵队,以龙街渡为渡江方向;二路以三军团为右纵队,以洪门渡为渡江方向;三路以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,以皎平渡为渡江方向。三路人马均以最强的急行军速度,赶往各自的渡口。一军团和三军团各自赶到龙街渡和洪门渡,都因没有渡河工具,而被阻在金沙江畔。

      这样,红军全军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的中央纵队身上。

      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,乘守敌疏于防备的情况下,弄到了两只船,当即就把一排人送过江。过江后才知道,川军在皎平渡并没严加设防,仅有一个收税哨卡。当红军战士冲进哨卡时,从酣睡中惊醒的川军官兵还以为是神兵天降。红军战士很快就找到川军的4只船,连同原先的两只船,现在已经有了6只船。

      不久,红军千军万马靠着这6只木船渡过天险金沙江。

      当时是如何迅速而有序地过江的呢?陈云曾回忆说:“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渡河司令部。每船有号码。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,并标明座位次序。不得同时几人上船,只得一路纵队上船。每船除船夫外,尚有一司令员,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。”红军的组织能力,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,还与极好地组织船夫密切相关。船夫第一天只有18人,后来增加至27人。工人之所以能增加,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党的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,并优给工资。当时每天日夜工资大洋5元。工人“日夜进食六次,每次杀猪。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,则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”。渡河以后,除工资外,各给船夫大洋30元,因此船夫对红军颇有好感,很多人因此参加了红军。

   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5

      1946年10月,国民党撕毁“停战令”,重新在东北燃起战火,集中力量向中共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。战局严重,南满地区党内暴露出严重的意见分歧。外有严重敌情,内有意见纷争,陈云同志自告奋勇,要求到南满工作。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说:“陈云去南满任书记兼政委,很好,望速去。”

      临危受命的陈云,于1947年2月在南满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严肃提出,必须加强党内团结。他说:任何时候,对待党内的争论,都要有一个原则态度,这就是“老实的态度,是则是,非则非”;“负责的态度,争论事小,原则事大,历史上的事小,现在的工作事大”。4月,在南满分局第二次扩大会议上,陈云再次强调要健全党内生活,加强党的建设,以严肃的原则性去解决无原则的纠纷,并提出党内生活的三条原则。

      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,陈云提出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的原则。他认为: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,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,不是得罪人。否则,就会助长混乱,不能解决问题。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。“大广播”比“小广播”好,正面讲比背后讲好。是否是事实,一见面就清楚了。

      对于党组织生活,陈云提出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。他强调:民主不仅一般需要,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。不经大家交换意见,是不可能集中的,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。不民主,只集中,必然愈不能集中;多交换意见,反而容易集中。民主又必须集中。个人意见不被采纳,不能生气,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。

      对于党员权利和义务,陈云提出允许党内发表不同意见、但必须坚持“四个服从”原则。他指出:每个党员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,就不干工作,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,这是不对的。遵守纪律的重要,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,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。在我们党内,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。“四个服从”是一个也不能少的。

      这三条原则,使得南满地区党内分歧逐步解决,为南满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证。严肃的党内生活,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,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法宝。当前,在伟大斗争、伟大工程、伟大事业中,陈云提出的党内生活“三原则”,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   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6

      20世纪七八十年代,由于工作关系,我经常与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接触,有的多些,有的少些,与邓小平同志面对面的接触,仅有一次,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     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,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。一些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打击迫害、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,如邓小平、王稼祥、乌兰夫、李井泉、谭震林、廖承志等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。一天下午,在京西宾馆召开大会,会议结束时,主持人宣布:明天下午3点,仍在这里继续开会。

      当时,小平同志坐在主席台上,这也是他从江西返京后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。不知是何原因,会议结束时的口头通知他未听清楚,第二天下午开大会时未能到场。

      会议开始前,会务组的同志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,向有关负责同志报告说,人都到齐了。会议刚刚开始,一向办事认真、一丝不苟的周眼光一扫,发现主席台上有人缺席,再仔细看,缺席者正是小平同志。只见周眉头紧锁,看上去很着急。他向会务组的负责同志询问情况,有关同志急忙作了解释。周听后很不满意,严厉地批评说:“这是你们工作不细致,要认真检查,接受教训,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问题。”

      散会后,会务组根据周的指示从上到下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,认为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,实在不应该,大家都感到很内疚。从“文化大革命”过来的人都知道,在那个年代,人们的政治敏感性很强,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,谁在公开场合“亮相”了,谁还未“出来”,都很关注。那个时候,在公开的、重要的场合露面,几乎成了判断某个党政领导干部是被“解放”还是被“打倒”的标志。尤其是小平同志,他从江西回来,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,是民心所向,众望所归。正在大家为小平同志复出而高兴时,如果突然他又在应该出席的场合消失了,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、误解与不安。正如当时有关负责同志说的,小平同志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人物,在这个特殊时期,他不上主席台,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因此,小平同志未能出席大会,未上主席台,不是一般问题,而是政治问题。周正是基于此,严厉批评,严格要求我们会务人员,一定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各方面工作,避免再次发生类似失误。当天晚上,周出于对小平同志的尊重,亲自打电话要求会务组有关领导写出书面检讨,向小平同志表示道歉。检讨书写好后,会务组领导决定由我负责送交小平同志。

      第二天,大会分组讨论。国务院系统的代表分为两个小组,会场安排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和武成殿。我提前来到小平同志所在小组的武成殿,远远看见小平同志走进大门,坐在东排的沙发上,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文件。趁讨论尚未开始,我急忙走到小平同志座位前,俯下身小声说:“小平同志,我给您送检讨书。”小平同志吸了一口烟,微微抬起头,疑惑地问我:“送什么检讨书?”我说:“昨天下午开大会,由于我们工作疏忽忘了通知您,批评了,并要我们向您作出检讨。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小平同志发话,谁知小平同志微微一笑,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:“小事一桩,检讨什么?”检讨书他既没有接,更没有看,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,迅速将目光又移到手中的文件上。面对此情此景,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因会议快要开始了,我就把检讨书放在他身边的茶桌上立即离开了。散会后我发现,小平同志已经走了,可是那份检讨书还放在那里动也没动。我只好把它拿回来,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。会务组的其他同志听了我送检讨书的经过后,都为小平同志那种宽厚待人、关爱下属的博大情怀所感动,赞叹不绝。

      我作为工作人员,曾参加过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不少会议。据我所知,开大会时,有些注意事项须让会议代表提前知道,对重要领导同志和一些年龄大的老同志,除会议上口头通知外,会后会务组还要用电话分头通知,让他们办公室或身边的同志知道,一是确保下次会议能按时出席,二是万一领导因特殊情况如突然生病或其他原因难以出席时,能够提前得到信息,以便会前调整座位,避免主席台上出现缺席。那次会议,确是由于我们会务人员一时疏忽造成了小平同志缺席。因此,对于周的批评,大家一致认为应该、及时,这是周对我们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。此事已过去30多年,对那次失误的教训,我的感受极为深刻,以至多少年后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,难以忘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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